湾区观察|林居正：新时代深港深化合作的发展新模式与改革创新思考

编者按：2022年，是具有非常特殊意义的年份。10月中旬，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大会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号召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2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深圳发挥先行示范、湾区重要引擎作用，密集出台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进深圳“全球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国际财富管理中心”金融“四大中心”建设，巩固和稳定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

12月23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领导班子成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林居正先生应邀出席2022深圳金融星光年度盛典致开幕辞、作主旨演讲。林居正先生在演讲中表示，百年未有之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新格局下，深圳、香港迎来双城融合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港深两地需要探索更大格局的深化合作、融合发展机制，着力推进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布局，以超常规的“破与立”应对超预期的内外部冲击。他对深圳的金融业发展提出了率先打造大型科技银行、争取设立政策性的碳银行、率先探索国际通用债券评级规则等建议。

林居正先生认为，新时代的深港深化合作需要在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的指引下，实现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创新。在演讲中，他首次介绍了深港两地“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发展新模式的战略研究成果。

凤凰网广东特约林居正先生就演讲提纲进行了精简整理，作为《湾区观察》的特稿推送，以飨读者。

文|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 林居正（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领导班子成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

回顾深圳金融业的十年，我们可以说是“书写奇迹的非凡十年”：自2012年开始，深圳与北京、上海“的差距开始不断缩小；2018年，深圳金融业首次突破3000亿，跃居全市纳税第一；即使是在疫情影响之下，2021年、2022年至今，深圳金融业增加值依然“逆势而上”，增速稳居各行业之首。今年前三季度，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714.7亿元，同比增长8.7%，高于去年同期1.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增速居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首位。总体来看，深圳金融业以不到3%的从业人口、创造全市近1/6的GDP和近1/4的税收，成绩引以为傲。我个人认为，深圳金融业对于经济的拉动功不可没，深圳金融业对于税收贡献功不可没，深圳金融业对于开放与创新功不可没！

下面，我将抛砖引玉，共同探讨深圳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深港深化合作发展之路。

首先我想从宏观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的思考：

一是在城市竞争合作的万马奔腾下，是否需要一匹黑马脱颖而出，引领中国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改革开放？

二是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下，是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与更大的勇气，更有力的创新与突破，率先行探索与国际主流的制度规则有机衔接？

三是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下，港深两地是否需要探索更大格局的融合发展和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四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大背景下，是否需要进一步发挥深圳的地方首创精神，寻找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及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新的契合点？

五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圳是否需要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布局，以超常规的“破与立”应对超预期的内外部冲击？

在此思考下，对于深圳金融业，我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积极向中央争取，率先在深圳打造大型科技银行。相比于传统商业银行，我们知道，科技银行可以建立更加灵活的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成为服务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的重要一环。

二是在碳交易市场方面，积极向中央争取设立政策性的碳银行，更好整合深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碳资源，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大的资金支持。

三是着眼于将深圳打造全国融资租赁高地，借鉴90年代设立创新投、高新投的模式和勇气，由政府主导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使其成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机构。

四是在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过程中，通过引进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并率先在深圳探索国际通用的债券评级规则，有效、充分利用境外资本为深圳、乃至全国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做大做强深圳债券市场。

五是探索、试点完善投贷联动利益机制，切实解决、保障商业银行在投贷联动下的贷款与投资收益分离的实质性问题。

其次，我想从深港如何进行战略合作角度，谈几点思考。

一、新时代需要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时指出，改革的节奏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改革的策略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根据各地方的特点，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一步；而先行一步需要中央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不能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否则“先行一步”也将成为空话。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大湾区规划”和“先行示范区意见”，完全是一脉相承，将有力推动中国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改革开放，将毋庸置疑地彪炳历史史册！

我认为，如果没有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开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没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支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没有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改革开放精神，广东和深圳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中国迅速崛起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取得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成就，但当前改革开放的复杂性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战略机遇前所未有。在瞬息万变、时不我待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效能，敢于探索重大体制机制创新，敢于突破与当前中国发展不相适应的重大障碍，敢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速度和强度，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并继续坚持让深港等具有改革创新基因的城市发挥好先行示范作用。

二、探索“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发展新模式。

我认为，当前“一区两园”的发展模式未对深港两地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存在利益分配不明确等突出问题，进而极大限制了合作区的建设进度和实际效果。而“双轨制”和“飞地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统筹规划深港合作区发展，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越的税收制度、人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将合作区作为推动港深两地机制充分对接、要素充分互动、机构互设充分便利的重要承载区，使合作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够自由流动，极大提升两地机构和企业在合作区展业的积极性和效率。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区一园”发展需要坚持利益共享、市场化和做大增量原则。利益共享原则意味着在利益分配上既需要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满足深港两地的基本发展诉求，使合作区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两地企业和居民，同时又需要充分意识到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辅以合作利益向香港倾斜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措施，注重长远利益，推动可持续性的合作。

市场化原则意味着在园区整体产业规划下，两地企业可以综合考虑项目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市场化要素，基于自身的规模和竞争能力、业务布局和合作意愿，自主选择合作企业，而非通过行政手段要求两地企业开展有违市场化原则的合作，进而提升两地企业的合作效率。与此同时，政府可制定相关政策举措，鼓励两地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园区内的企业开展合作。做大增量原则意味着需要注重增量机构和增量业务的引进。鼓励深港两地优质成熟企业将合作区作为扩大再生产和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既避免本地企业的核心业务分流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同时又使合作区迅速产生经济效益。

三、深港合作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我们知道，顶层设计是保障改革开放系统性、总体性、协调性的基础。深港合作的顶层设计：

一是需要服务于改革开放发展大局，处理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二是需要丰富“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下“一国两制”的内涵。

三是需要贯彻高质量发展新理念，加强金融服务科技强国战略的担当作为，着眼于产业协同和民生服务。

四是需要推动“先行示范”长远发展目标，用好深圳先行示范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政策红利，进行前瞻布局，注重长期示范效应。

五是需要处理好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站在更高维度思考“摸着石头过河”的外延，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顶层设计的牵引下，对于凡是能够促进港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设想，都可以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加以尝试，以此推动形成规模化、集成化、效率化的改革创新政策。

为了更好实现顶层推动，有三点思考：

一是建议中央在深改组下设立先行示范区指导机构 ⸺ 先行示范区办公室，进行顶层统筹。

二是建议建立高层级的深港澳议事联席会议机制，并向中央争取赋予深港澳议事联席会议机制在跨境制度制定的部分决策权。

三是建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就先行示范区、港深合作区发展进行顶层立法。

以上思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更多的具体思考，可以参看近期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香港与深圳深化合作战略研究》，欢迎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