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观察|深圳与国际三大标杆城市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文 | 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 林居正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深圳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就目前来看，纽约、旧金山、东京是全球公认的标杆城市，也是世界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代表着全球金融、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因此，深圳在打造全球标杆城市的过程中，必然要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城市进行对标。

一种观点认为，从经济发展、创新动力、国际影响力等因素评估来看，现在的深圳只相当于1980年左右的旧金山、2000年左右的纽约、2005年的东京。但事实上，经过四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深圳无论是在经济水平、创新动力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世界标杆城市的差距明显缩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强调，深圳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充分说明当今深圳的城市竞争力与40年前的旧金山、20年前的纽约以及15年前的东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伦敦金融城（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开发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最新一期结果，深圳由全球竞争者城市上升为全球性顶尖城市，与伦敦、纽约、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旧金山、迪拜、日内瓦、东京处于同一梯队。

通过与国际三大标杆城市的多维度比较，一方面可以充分总结深圳在经济、金融、科技、政府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坚定深圳打造全球标杆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在局部领域寻找与全球标杆城市的差距，包括与旧金山的科技差距、与纽约的金融差距、与东京的产业集群差距等，明确顶层体制机制设计和实施路径，积极争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有的放矢地补齐各领域的短板，“五位一体”地打造国际标杆城市。

一、深圳与世界三大标杆城市的经验数据比较

（一）经济发展的视角

1、深圳中小企业初具与世界标杆城市比肩的韧性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经济活力的源泉。东京、纽约等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标杆城市，离不开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支持。

（1）企业结构对比。在企业结构方面，2020年，纽约市约22万家企业中，98%是小型企业（员工数量不到100人），89%是微型企业（员工数量不到20人），这些小微型企业雇佣了纽约近一半的劳动力。日本统计年鉴也显示，东京中小企业数量占比高达98.9％，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与纽约、东京类似，深圳的发展同样得益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深圳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 348.1 万家，全市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9户，拥有企业162.9户，创业密度全国最高，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之都”。由此可见，在企业结构方面，深圳已经具备与纽约、东京相似的经济发展优势。

（2）企业数量增长对比。在企业数量增长方面，东京、纽约的中小企业增长相对平稳，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器”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增速趋缓对于经济增长和城市活力的提升都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以至于东京、纽约等传统标杆城市被深圳等新兴城市快速追赶。相比较而言，2015至2020年，深圳商事主体总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为深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深圳缩小与全球标杆城市的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企业稳定性和抗压性对比。在企业稳定性方面，东京湾政府对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保持中小企业稳定性推出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的举措。毫无疑问，政府在促进中小企业更好成长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一些观点认为，政府的功能是让中小企业不受太多风雨摧残而形成大树，但事实是，中小企业如何活得更好，关键在于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过度保护。深圳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是通过“杀出一条血路”闯出来、创出来、干出来的，而不是在政府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放眼于全球的龙头企业，也必然是在饱受风雨磨炼中成长壮大的。相反，政府的过度保护可能会抑制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政府更多地是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发展制定更加科学的激励机制，以及在极端环境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中小企业的抗压性方面，一些观点认为，深圳中小企业的抗压性明显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小企业本身信用等级较低，融资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并非深圳特有的现象。东京等城市的中小企业表现出的抗压性，更多地是依靠政府的外力，而并非源于企业自身的抗压性。

数据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纽约和东京中小企业的抗压性同样受到明显冲击。其中，纽约近6000家企业倒闭，申请破产的企业数量激增约40%。而2019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长1.8%，达到8383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最严重情况。今年2月以来已有141家日本企业破产，且破产企业数量仍在持续增加。

相比较而言，在疫情期间，深圳中小企业的抗压性虽然受到显著冲击，但仍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深圳GDP增速从2020年一季度的-6.6%到上半年的0.1%，在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中率先实现上半年GDP正增长，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2.6%，领跑中国一线城市，这离不开中小企业对深圳经济的强有力支撑。

2、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呈现赶超世界标杆城市的蓬勃发展之势

一个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既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体现中小企业孵化效率的重要表现。2020年，深圳以8席之位超过香港、广州、杭州，位居中国城市第三名。从数量来看，深圳与硅谷已经接近，与东京、纽约还存在较大差距。但可以看到的是，深圳作为发展只有40年的城市，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洛杉矶、慕尼黑和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城市，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从企业平均营收来看，东京上榜企业平均营收为638亿美元，纽约上榜企业平均为736亿美元。而深圳上榜企业平均为809亿美元，超过纽约和东京，表明虽然从总营收上深圳不及纽约和东京，但深圳上榜企业实力十分雄厚，经营效益明显。与此同时，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表现出三大特征。

第一，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除了深投控是国有企业之外，其他都是民营企业，与北京和上海的世界500强企业性质存在明显不同；除了恒大诞生于广州之外，其他均在深圳成长壮大，展现出深圳在企业孵化上的优势。

第二，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上升态势明显。从排名看，平安、华为、正威、腾讯、万科等5家企业较去年排名均有所上升。腾讯和万科的排名分别上升了40位和46位。华为尽管遭遇各种挑战，仍然保持了上升势头，由去年的61位升至今年的49位。

第三，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后备力量充足。深圳在很多行业领域已拥有一批规模大、创新力强、具备冲击世界500强的千亿级或是接近千亿级的领军企业。这些企业与最近30年新增的世界500强企业的科技创新特征相近。在接下来的10年内，深圳在新能源、智能制造、供应链、金融等领域预计会诞生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在数量上有望超过旧金山，与纽约相当。

3、深圳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优于世界标杆城市的增速与活力

2019年，深圳GDP从1978年的不足2亿元增长至2.69万亿元，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也是中国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深圳建市40年来，年均GDP增速超过20%，年均税收增速接近30%，增速远超世界标杆城市。即使是在疫情的严重影响下，深圳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仍然能够保持在2.6%，表现出明显快于世界标杆城市的增长水平。

对比来看，2020年，深圳GDP预计将突破4000亿美元，虽然仍然不及纽约和东京GDP的1/2，但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旧金山。与此同时，深圳失业率为2.4%，远低于纽约失业率4.3%。

人口增长是城市发展和创新的基石。目前深圳每年人口增长率为0.9%，与纽约、旧金山持平，优于东京的0.77%。从人口总量来看，2020年，深圳有1290万人，略低于东京的1318万人，明显超过纽约的850万人和旧金山湾区的768万人，实际管理服务人口2500万左右，具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潜质。更为重要的是，深圳平均年龄仅为33岁，相比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东京，深圳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显著。

4、深圳产业结构具备世界标杆城市的多元化基础

城市竞争力的比较是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比较。一些观点之所以认为深圳的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世界三大标杆城市15年以上，是基于单个产业比较得出的结论，而忽视了整体产业结构和产业生态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深圳产业结构主要表现在金融产业与科技产业相得益彰，高质量发展的特性日益凸显。一方面，深圳是敢为人先的科技之城。2019年，深圳已经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科技等一批世界级电子信息企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占全国规模的六分之一，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深圳是比肩一流的金融之城。虽然深圳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九，但是，深圳的资本市场却是国内最具活力的，深交所交易量多年位居全球前三。2015-2017年，深交所IPO企业数量全球第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双区”战略驱动下，深圳金融的软环境将不断提升、完善并与国际主流规则接轨。2020年前三季度，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118.98亿元，同比增长10.2%，比上半年（9.1%）提高1.1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占同期GDP比重为15.8%。前三季度金融业实现税收（不含海关代征和证券交易印花税）1102.5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2%，继续稳居各行业首位。

深圳的产业结构凸显“三个为主”：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0.9%；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0%；三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占GDP比重60.5%，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提高至70%以上，以金融业和高新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深圳市未来将有更大的优势打造成国际化标杆城市。

相比较而言，尽管旧金山、纽约、东京在科技、金融、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产业的完整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

对于旧金山而言，高科技产业是其支柱产业，在此诞生了苹果、谷歌、微软、特斯拉等一批享誉全球的高科技企业，集聚了全球最为重要的创新资源和核心技术，这是助力旧金山成为世界标杆城市的最重要条件。然而，与深圳相比，旧金山的金融业态存在一定不足，金融市场主要以创投市场和社区银行为主，金融的功能集中体现为企业孵化功能，但缺乏国际创新资本集聚所需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缺乏进行风险管理的衍生品市场，因此较难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中后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贡献。相反，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开放的“双循环”战略的不断推进，深圳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将不断降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对于纽约而言，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毫无疑问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代表着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水平。纽约的15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共有11家为金融企业，高居全球第一。但除此以外，纽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只有1家制药企业（辉瑞）、1家烟草公司、一家电信公司和一家食品公司（百事公司），表明纽约在实体产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尤其是在科技行业缺乏世界龙头企业，极易造成金融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对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和国际领先地位的保持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对于东京而言，其经济形态已经迈入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型经济形态，产业生态完整，高端制造业优势突出，形成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型服务业并举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还是规模，东京均排全球第2名，仅次于北京，明显高于纽约、旧金山和深圳。同时，东京的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广泛，覆盖金融、汽车、零售、医药、电子等行业。然而，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东京的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增长相对乏力，企业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均低于旧金山、纽约和深圳。与此同时，东京产业在近年面临来自中韩等国产业替代的挑战以及互联网产业变革的冲击，产业竞争力可能面临进一步被削弱的风险。

（二）创新动力的视角

在总体创新实力方面，深圳的研发、专利等指标与世界标杆城市差距在近20年明显缩小，基本代表中国最高的科技水平，个别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从数据来看，全社会研发投入超千亿，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3.81%上升到2019年的4.93%，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30.6%，连续16年居中国城市首位，总量超过英国、韩国、新加坡。2019年，深圳已经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科技等一批世界级电子信息企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占全国规模的六分之一，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作为全国重要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城市，深圳已形成梯度分布格局和老中新层次体系，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在基础研究方面，深圳与全球基础研究的标杆——硅谷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硅谷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正是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确立的先发优势，其他地区通常只能享有硅谷核心技术的使用权，而无法享受核心技术的共同开发权，因此，硅谷至今仍然通过成本壁垒和技术壁垒在部分核心技术研发和使用上占据主动。中国由于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起步较晚，易于受到其他境外企业的技术掣肘，这是深圳乃至中国急需补齐的短板。

但一方面，需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技术变化。当前，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和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在数字化、智能化等领域，深圳与国际标杆城市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处于全球的领跑者，有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研发和科技的弯道超车。

在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深圳金融科技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数据库发布的《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TOP100》，中国平安以1604项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球第一，在榜单前10名中，平安旗下公司占据一半，平安科技、金融壹账通、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及平安医保科技悉数入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媒体IPR Daily发布的2019年全球银行发明专利排行榜（Top100）中，微众银行2019年以632件专利申请量成功跃居全球银行发明专利排行榜首位。

另一方面，需要以全面的眼光看待技术变化。尽管基础研发仍然具有最高的附加值，但随着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一项高精尖产品的研发往往需要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和创新链，要求大量高科技企业的协同合作，而单一企业的话语权已经被大幅削弱。目前，深圳在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环节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将助力深圳抢占世界基础研发领域的制高点。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观点认为深圳的本土高校较少，各类智库相对有限，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足，与国际标杆城市以及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存在明显短板。但从今年招生情况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本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已经高于中山大学，本土高校正呈现强势崛起之势，并且随着深圳政府大力引入名校入驻，深圳在教育质量和数量上的差距与标杆城市正在逐渐缩小。事实上，高校及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对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是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决定因素。

（三）国际影响力的视角

国际影响力是世界标杆城市的必备要素。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深圳与国际标杆城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来自于深圳政策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城市发展历史较短、城市发展空间受限、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等主客观原因。通过总结国际影响力的形成因素，可以为深圳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1、国际影响力需要历史的积淀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相比于其他具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城市，深圳的历史积淀相对不足，难以在历次工业革命中充分积累国际影响力，需要充分把握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不断在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提升国际地位。

2、国际影响力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纵观世界三大标杆城市的发展历程，政府的顶层设计都或多或少地贯穿了城市繁荣发展的始终，政府超前的顶层规划使城市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和经济发展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政府还通过超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专项规划和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使得城市在既定的轨道内平稳有序发展，从而达到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目的。

3、国际影响力需要高度开放的市场

国际标杆城市通常具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这就要求具有高度自由可兑换的国际货币，高度便利化的跨境资本流动，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由此可见，高度开放的市场也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在全球大国竞争格局日趋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背景下，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突破关键领域的开放制度，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创造更大范围的开放格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重大举措的落地实施。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长期以来，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必将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受益。深圳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过程中贯彻“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使命，才能实现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的提升。

4、国际影响力需要集聚各类要素和资源

世界三大标杆城市都具备极强的要素和资源集聚能力，能够对资本、企业、人才等产生虹吸效应。相比较而言，深圳目前缺乏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承担的大型国际会议和活动相对不足，各领域发展规划和标准尚未与国际接轨，不利于深圳国际形象的提升。以金融行业为例，无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还是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深圳都长期处于追赶者和模仿者的角色，不利于深圳塑造卓越的世界标杆城市，也不利于高端人才、基础人才的集聚。与此同时，相比于东京、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深圳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对各类国际化要素的集聚形成了较大制约。

5、国际影响力需要采用全球主流的规则和标准

以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为代表的世界标杆城市在不同领域的发展过程中，通常已经制定了一套具有国际认可度的规则，或者已经采用了符合国际规范的主流规则，大幅降低了境外人员或机构参与本土的投资交易、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规则障碍，进而易于在全球形成影响力。因此，深圳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加强对境外主流规则的了解，一方面增强对于境外主流规则的适应程度，另一方面增强在国际主流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6、国际影响力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无论是纽约、东京和旧金山，都属于高密度、高产出的超级发达地区。而深圳已经具备了较大的经济规模，并且相比于全球标杆城市，经济仍然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具备了成为全球标杆城市的经济基础。

7、国际影响力需要依托一流的宜居环境和营商环境

在央视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深圳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全国前三，可见深圳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深圳单位GDP能耗、水耗全国大中城市最低，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空气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千座公园之城”，常态化的碧水蓝天绿地成为城市靓丽名片。未来深圳可在宜居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上持续发力，在可持续金融等领域实现抢位发展。

综合而言，深圳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已经处于全球性顶尖城市的行列，且在发展潜力上明显优于传统标杆城市，具备了打造世界标杆城市的基本条件，但在局部领域与国际标杆城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未来深圳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推动重点领域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二、政府在深圳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一些观点认为，相比于东京等世界标杆城市的政府，深圳政府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明显不足，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深圳市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政策、体制机制的创新，充分发挥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政府效能，不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这也是深圳的灵魂、风格！

长期以来，深圳“摸着石头过河”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引导与激励政策措施，而深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支持。按照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可以将产业政策分为特区起步与工业化启动、特区城市化与快速化工业、全域城市化与高新产业主导、城市转型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双创驱动”等五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深圳市政府均审时度势，出台大量产业支持政策文件，带动产业快速发展。

例如1999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新22条》）以抢占引进人才、引进成果的“双引进”为制高点，在八个方面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创新和突破。特别是高新技术专利企业入股上限提高到35%的突破，导致后来我国《公司法》修改，并对深圳市成为全国高新技术创新中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几年，深圳市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其中，《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设立了总规模1000亿元的深圳市民营企业平稳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问题，对于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进行支持。此外，针对深圳IP和知识产权保护，深圳建立起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以及《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等。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上半年，深圳认真落实国家部委有关金融支持政策，督促银行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不抽贷断贷压贷，体现出疫情下的金融担当。一是出台“惠企16条”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贴息，按实际支付利息的50%给予总额最高100万元的补贴。二是用足用好央行专项再贷款再贴现资金，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84家重点企业获得优惠利率贷款合计44.7亿元；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符合支小再贷款要求的小微贷款65余亿元，平均利率4.14%；辖区金融机构办理企业复工复产再贴现业务近4000笔，合计125.7亿元。三是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金融方舟”项目，组织银证保各类金融机构协同作战，创新开展金融支持企业抗疫专项行动，截至2020年7月，已举办8场政策宣讲会暨银企对接会，服务中小企业2.5万家，累计放款超过1500亿元。此外，充分发挥国有融资性担保机构作用，通过减免担保费等系列措施，为更多企业提供临时性周转资金和中长期增信支持。

未来深圳政府还将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先行先试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关键节点上对中小企业进行更加精准的调控、扶持、支持。

三、深圳打造国际标杆城市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顶层设计支持，实现重大制度创新

顶层设计是保障改革系统性、总体性、协调性的基础。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系统性地推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改革，才能着眼于推动对创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才能以更大的视野和格局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总体性地规划由点到面、五位一体的改革，才能使党中央赋予深圳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自主权发挥最大效能。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才能协调性的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改革政策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同效应。

在深圳打造世界标杆城市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大量重大举措的实施，而金融业等部分行业属于中央事权高度集中的行业，其创新发展需要中央各部委全力支持与相互配合。传统的由下而上的、未经统筹的、分散的申报与推行方式，既难以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改革合力，也影响金融创新发展的效率。因此，一方面，必须在顶层设计的统筹下，强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意义，促使中央各部委以更大力度推动先行示范区与国际市场接轨以及重大工程的落地。另一方面，有必要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政策经验，通过顶层立法的形式，保持先行示范区建设整体制度更加定型和稳定，既保证“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又通过法治力量推动改革深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二）摸着石头过河，实现重点领域突破

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必须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在实践中检验深圳改革开放的理论。只有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善于“摸着石头过河”，才能实现稳定与创新发展的有机平衡。深圳在与国际主流规则接轨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大量并无先例的创新性举措，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的实践方式，既有利于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保证一揽子试点政策取得实效。同时，又能够有效规避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失误，降低先行先试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

（三）探索重点国际规则接轨

第一，以创业板发行注册制改革为契机，推动资本市场发行规则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树立“大市场、小政府”和“资本市场着眼于未来”的国际化发展理念。同时，加强与注册制相关的配套制度安排，包括事前信息披露、事中交易和一线监管模式、事后违法惩戒和退出机制等，使注册制的制度设计充分对接国际标准。第二，尝试在深圳试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包括金融法律仲裁模式、投资者保护、债券违约处置等，使深圳金融案件的处理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第三，尝试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债券评级体系，着力完善评级技术与数据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评级标准，助力深圳本土企业通过“走出去”实现国际化融资；第四，探索在税收制度上对标香港、新加坡、伦敦等标杆城市，尝试最具竞争力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制度；第五，尝试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金融发行承销服务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增强深圳在国际行业标准树立中的话语权，提升深圳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服务类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四）助力打造与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比肩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圳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必须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尤其是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重点领域探索从分散到统一的实施路径，突破制约粤港澳深度融合和高效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更大的格局和智慧，实现大湾区各类要素互联互通体制机制的大破大立，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与此同时，在继续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需要突破深圳土地匮乏等资源上的瓶颈。一方面，需要争取中央、广东省同意深圳适当扩容，并加快在新增土地上形成生产能力，让深圳充分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深汕合作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土地资源，承载深圳支柱产业的空间转移，以此进一步提振深圳经济和先行示范区发展的预期。

（五）注重港深融合发展

深圳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毗邻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香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基础和制度基础为深圳金融业的国际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为深圳开展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尽管当前香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但香港金融业的国际化根基依然牢固，港深金融融合发展的诉求依然强烈，香港金融业依然是深圳学习和借鉴的范例。因此，站在深圳金融业进一步腾飞的起点之上，以及香港金融业化危为机的转折点之上，港深融合发展可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紧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需要实现与港澳在经济、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互补，更好贯彻“一国两制”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方针。

作者简介：

林居正，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巡视员、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副理事长，深圳市决咨委深圳先行示范区专家金融组副组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