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评论|中国湾区降生记:为什么是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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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评论|中国湾区降生记:为什么是粤港澳?

2019年02月28日 11:22:06
来源:凤凰网政务综合

文|特约观察员 熊志

中国湾区降生记:为什么是粤港澳?

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炉,为备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一张官方的“出生证明”。

从广州、香港领衔的单体城市,到珠三角经济开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珠江入海口的冲积地带,给中国带来了无尽惊喜。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明确中国第一个大湾区的近景规划和远景展望,确立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三个极点的空间布局。

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为何选择了粤港澳?

一、为何珠三角总能踩中历史的关键节点?

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点,对珠三角来说,也是内部融合、整体起飞的新起点。

彼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凭借转口贸易完成快速工业化后,瓶颈很快到来——一方面它和澳门一样,没有足够的腹地,土地供应紧张,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另一方面,工业化水平不高,以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此时适逢内地改革开放需要打开局面,中央决定在有市场底蕴、区位优势和外贸基础的珠三角地区先行先试,标志性事件是深圳特区的诞生。

在外贸层面,1979年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在一年后升级成经济特区。这些和香港唇齿相依的珠三角城市,就成为了香港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

通过发展金融、地产等多元产业,香港经济再次进阶。那些迁移出去的产业,则给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带来了发展契机。二者间的产业协作,形成“前店后厂”的经典模型。

所谓“前店后厂”是指,有贸易经验的香港充当“门面”角色,去承接国际的订单,开拓海外市场,并提供核心的生产技术支持;珠三角城市,则扮演生产基地的角色。得益于疯狂涌入的订单和外资,以及劳动力红利和廉价的土地,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开始了天赋变现的起飞时期。

1979至1981年间,广东利用外资额超三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港澳资金。此时的珠三角,一片欣欣向荣。广州凭借着商业贸易的传统优势继续做强,并依靠交通枢纽地位成为耀眼的华南经济中心;深圳一出生就风华正茂,顶着特区的光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打破了“省港”双城领衔的格局。至于澳门,娱乐观光产业风生水起。

这一时期的珠海、中山、东莞、顺德等地相继设市。进出口加工贸易的浪潮催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工业强镇,比如佛山盐步的内衣;顺德容奇的冰箱等。随着户籍制度的破冰,这些制造业之都成为外来务工的首选,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拉开序幕。

1978年,全广东的GDP只有185.85亿元,到世纪交替的2000年,已达10741亿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香港曾遇到的产业低端瓶颈,广深很快也遇到了。不过“前店后厂”式的分工模型很快发生了转换,只不过产业迁移的主导者变成了广深,其他地级市则作为“后厂”而存在。还有部分被淘汰落后产能,开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成为其工业化的支撑。

香港和内地珠三角城市的合作,从传统的“三来一补”变成了资本合作。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贸易,让它成功跻身全球的三大金融中心,和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产业升级换代后的珠三角,主要的工业产品,从塑料制品、玩具变身为电子产品和精密仪器。

珠三角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嵌入全球产业分工的缩影。当然,就像深圳的诞生所示,它离不开政策支持。

1985年,珠三角被定为经济开发区,初定范围是4市13县,1987年扩大为7市21县,这是珠三角首次在政策层面被当作一个整体对待。另外不能不提的是,在姓资姓社争论不下的节点,南巡讲话一锤定音,为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扫清了障碍。

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经济协作的制度门槛进一步降低;而中国加入WTO,广东又成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前沿。风口一个接一个来,珠三角发展的每一步,都踩中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

二、湾区降生,要素如何自由流通?

从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到粤港澳大湾区,围绕这个区域进行顶层设计的文件逐渐出台,规划从由点到面,层级逐渐上升。

今天的珠三角,早已不再是低端制造业的代名词。广州的商贸富甲天下,文教实力首屈一指,虽然有掉出一线城市的危险,但相对国内二线城市领先优势依旧很大。年轻的深圳,在特区的身份加持下,蒸蒸日上,GDP业已超越香港和广州。

不过在珠三角发展历程中,大湾区的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甚至珠江三角洲的称呼,都是在1947年长篇论文《珠江三角洲》发表后才正式诞生。

1994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提出,可对标旧金山,建深港湾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雏形,至于首次权威提出,还是在2015年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

湾区降生粤港澳,毫无疑问是实力使然,目前其经济总量超过十万亿。全国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有九个,算上尚未批复的京津冀城市群,能够抗衡的只有长三角。

而且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广深加港澳,这种四轮驱动的多中心的格局,在世界城市群中都不算多见。目前世界上的其他三大湾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全部都是单中心模式。京津冀和长三角同样如此,北京、上海是难以动摇的区域中心。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这一句话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概括得相当全面。

从经济层面看,城市群进阶到大湾区,无非是要形成更统一的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的三个自贸区,则是典型的代表。

深圳能够通过高精尖产业占领价值链的高端,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数量冠绝全国,除了高达4.13%的全球第一档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的GDP占比)外,很大程度正是源于,它所处的珠三角有足够的人才、资本和信息资源可以运用。

而这种要素自由流通的背后,是各具特色的产业分工和优势互补。比如《规划》中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对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对广州的定位是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科技教育文化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对深圳的定位是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

大湾区的其他七个城市,也基于自身的产业特色,被赋予不同使命。比如珠海要和澳门形成连接极点,佛山和香港开展离岸贸易合作,惠州则打造成粤港澳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得以实现。全国首条跨城地铁线路广佛线,成为广佛同城化的重要标志。发车密度公交化的动车和高铁,让一小时内的跨城通勤成为常态。举个例子,深圳到东莞虎门的高铁,运行时间只需17分钟。

去年广深港高铁通车运营,从广州南站途经深圳北站,到香港西九龙,高铁直达,最快只需47分钟。不久前,历史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湾区内部更加亲密。

公路桥梁、跨城地铁加高铁组合的便利通勤模式,加上移动支付的乘车码异地互认,让粤港澳大湾区交通通达度不输世界三大湾区。它也让香港工作、深圳居住,或者深圳就业、惠州买房的职住分离生活模式,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三、粤港澳大湾区足够大,但还不够强

粤港澳大湾区的百余年发展史和降生记,正好见证了中国从近代走入现代的全程。如果我们将范围辐射到整个广东,还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版的中国。

一方面,这里有代表了未来趋势的互联网、金融等前沿产业,有广深和香港三个在世界城市榜单排得上号的头部城市;但另一方面,珠三角30%的土地面积,吸引了近70%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全省近80%的GDP。那些远离珠三角的汕尾、云浮等地,至今为止经济总量都没突破千亿,这种发展落差让广东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

和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面临着优、劣势都很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在总量数据和一些硬件基础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世界一流的水平。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近七千万的人口规模,居湾区之首;经济总量近两年超纽约湾区,仅次于东京湾区,居世界第二位;反映物流地位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四倍多,居湾区之首。

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只有东京湾区的一半,纽约湾区的接近三分之一,旧金山湾区的五分之一左右。

产业结构层面,世界三大湾区作为科技、商业和金融等尖端产业的聚集地,三次产业结构的产比中,第三产业无一例外都超过了80%。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产,目前在65%左右,工业的占比份额依旧很高,距离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经济结构仍然有一定差距。

而且,作为综合性的大湾区,粤港澳如果和强于金融、拥有华尔街的纽约湾区比金融,和坐拥硅谷的全球科技中心旧金山湾区比创新,和同样是综合型产业湾区的东京湾比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粤港澳大湾区都显示出相对不足的一面。

说的直白点,粤港澳大湾区足够大,但是还不够强。这种不足,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也能够看出来。

2018《财富》公布的五百强企业榜单中,粤港澳有20家,其中香港8家,深圳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纽约湾区有23家,东京湾区有38家。旧金山湾区的五百强企业数量虽然只有11家,低于粤港澳,但聚集了谷歌、苹果、英特尔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只有700多万人口的旧金山湾区,创造力之惊人可见一斑。

如果对比软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无疑还有很大提升余地。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意味着它的成长上限和未来空间比世界三大湾区要高。

要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成绩,还是建立在内部互联互通存在制度瓶颈的前提下的。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议,着力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除个别超大城市外,落户限制将逐渐消除。

对具体的城市来说,广州、深圳、香港都需要针对性地补短板。眼下广州增速放缓,外贸增幅处于历史性低位,广东进出口情况受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大程度正是自身内功不足的体现。在顶层设计拆除体制机制壁垒同时,粤港澳的内部协作,也应有更高的大局站位,进而创造无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