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同瑶：俄乌冲突对中国玉米进口影响较大

俄乌战争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在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如何？金融如何赋能乡村振兴？就上述话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宫同瑶博士近日接受了大咖谈的专访。

宫同瑶简介:男，198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农产品贸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技术经济》等发表论文多篇，论文被引用140次。2013年3月，专著《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边境效应研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2015年3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发改委重点课题，结题简报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2017年9月，合作完成中办内参报告一份。

大咖谈：俄乌战争背景下，粮食安全成了全球话题。您认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宫同瑶：俄乌战争背景下，人们关注粮食安全问题，不无道理。俄乌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乌克兰占全球玉米出口量的14%左右，乌俄两国共出口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玉米。俄罗斯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在20%上下，乌克兰为10%，两国共出口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小麦。除此之外，两国在大麦和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上，位居全球前三，影响非常大。

但具体到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可以说总体有限。在全面贯彻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七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总体供给是有保障的。从大的食物观角度看，粮食安全主要包括口粮、饲料粮、肉类、油料方面的安全。先看口粮，近十年我国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的综合自给率一直在96%以上；其中，2021年稻谷自给率将近99%，小麦自给率超93%，对外依存度很低。俄乌并非我国小麦主要进口来源地，俄乌战争对我国小麦进口的影响有限，但也不是高枕无忧。2021年小麦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77万吨，首次将全年进口配额用尽，而且增长势头强劲，需要重点关注。再来看肉类，近五年我国猪肉、羊肉、禽肉的自给率最低年份也能保持在90%以上，国内生产供给有保障，受到的影响也有限。从油料上看，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不断增加，自给率已经下降到30%左右，安全问题堪忧。俄乌是我国重要的葵花籽油进口国，俄乌冲突不仅直接影响我国葵花籽油和菜籽油市场，由生产和运输领域的不确定性带动的全球植物油价格上涨也抑制了国际植物油贸易。从饲料粮上看，粮食安全问题较为严重。近年来，我国饲料粮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20年，大豆净进口量超1亿吨，对外依存度达84%；大麦净进口808万吨，对外依存度为80%；高粱净进口479万吨，对外依存度达62%。2020年玉米进口量首次突破关税配额，供需缺口还可能继续扩大，中国超一半以上的玉米自乌克兰进口，俄乌冲突对中国玉米进口影响较大。

总体上看，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和农产品贸易的挑战主要集中在饲料粮和油料两方面。而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约束下，中国依赖国际市场满足油料和饲料粮需求的趋势难以短期内改变。

针对这种情形，我们还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主动作为，把握好有利于我的机遇和条件。一方面，提高我国饲料粮、油料作物等低自给率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和效率，保障一定程度的国内供给。今年是国家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的第一年，相关地区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进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我国应实施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的对外开放，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一是注重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多元化，通过适度进口，缓解国内可能产生的资源环境压力；二是鼓励竞争力强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在全球配置农业资源，尤其侧重饲料粮和油料作物的生产和贸易，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产品规则制定，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大咖谈：您认为，在粮食生产资源配置上，应如何优化、调整？能否以某一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宫同瑶：基于这次俄乌冲突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更加认识到粮食是“国之重器”，在粮食安全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要坚定“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观，保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粮食生产，增加有效供给，这离不开各类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省份，我们前些年针对山东省的粮食生产资源配置做过一些研究，下面以山东为例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粮食生产需要耕地、水、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有效投入和合理配置。但是，由于受到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偏低、市场利益驱动以及政策执行上存在偏差等问题，部分农村出现耕地抛荒和季节闲置，资金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农业基层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等，山东粮食生产资源要素投入机制及资源配置存在较多问题。

具体来看，淄博、枣庄等八个地区的粮食生产资源配置较为有效。其他地区，在粮食播种面积、种粮人口、有效灌溉面积、农机总动力、化肥施用量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投入冗余的现象，资源配置有待优化。模拟资源优化后的结果显示：资源投入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粮食产量反而会上升。

当然，现实中对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耐心指导和基层的不断探索。以化肥施用量为例，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着用量偏多的情况，为此需要提升科学施肥水平。各地政府可以组织企业与经销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接，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并加强试验示范。此外，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也需要政府引导和主体示范。山东省农科院天敌昆虫研发中心是省内唯一以天敌与授粉昆虫大规模繁育技术研发为目的的研究平台，目前已有多种产品面世。采用天敌昆虫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不仅能降低农药用量，提升农作物品质，还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值得大面积推广。有序推进这些举措，将会对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较好的作用。

大咖谈：乡村全面振兴，对农业经济提出了怎样的发展要求？

宫同瑶：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中国乡村振兴工作伴随扶贫攻坚任务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而进入全面振兴阶段，也就是要推进乡村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具体到农业经济方面，最关键的还是要实现产业振兴，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关于小农户生产方面，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这表明，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要统筹兼顾扶持小农户和培育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二者之间的合作与联合。一是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小农户稳步扩大规模，培育一批规模适度、效益明显的农户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要将小农户作为重点培训对象，逐步提升小农户的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促进他们向现代小农户转变。二是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农民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发展适合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立足各地资源条件，支持小农户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小农户在农村创业创新。三是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包括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四是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导小农户之间开展合作与联合，提高市场议价能力，避开“越努力越贫困”的陷阱。

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应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一是立足区位资源禀赋，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农业和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大力发展绿色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激活农村服务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创新农产品流通和营销模式。四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一定“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要把维护好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在这两个方面发力，推动农业产业兴旺，以此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大咖谈：从房住不炒、乡村振兴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以农业为主地区的楼市，并预测一下房价未来？

宫同瑶：房地产靠着对关联产业的强大带动性，在维持中国较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本质上看，房地产时代是特定中美关系下特定财政金融制度的产物，它对应的是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格局。当前，我国正着力构建国内大循环，同时也对财政金融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样看，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加上中央定下的“房住不炒”基调，楼市已不具备普遍上涨的可能性。

具体到以农业为主地区的楼市，也就是农业县的楼市。今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对县城进行了分类。农产品主产区县城，也就是农业县，其功能定位是“合理发展”。《意见》要求，农业县要集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同时，要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如果农业县能找准当地的带动产业，有序落实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那么农业县楼市未来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撑。但在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70城房价统计中没有县城的数据，多数研究机构发布的百城房地产报告中，也少有县城数据。因此，这里对农业县未来楼市的预测，仅供参考。

大咖谈：在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

宫同瑶：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方针。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方案》有几处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一是在完善城市住房体系一节，提出要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完善长租房政策。二是在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一节，提出重点在老城区推进“三区一村”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改造中，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模式。三是在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一节，提出鼓励地方推进“标准地”出让改革、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等市场供应体系。四是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一节，提出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开展统一管护，鼓励引入市场化管护企业。五是在健全投融资机制一节，提出要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

总体上看，新型城镇化还是要合理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保证有地有钱发展当地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通过良好的发展环境留住人，为人服好务。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和人力优化上起主要作用，政府在产业政策及产业布局方面起主要作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市场在创新供给模式上起主要作用，政府在制度设计方面起主要作用。在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保障措施方面，市场在配套措施实施环节起主要作用，政府在配套措施优化环节起主要作用，以帮助农民工顺利进行生计转型和融入城镇。在投融资方面，对于有较强公益性但有一定收益的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适当补充市场融资；对于具有很强的公共服务功能，但具备消费者购买服务的条件并可获得较高收益的项目，以市场融资为主、适当补充政府投资。

大咖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如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攻坚克难？

宫同瑶：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按照《意见》要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包括：第一，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第二，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第三，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第四，健全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第五，积极探索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覆盖全国所有涉农县市区，到2021年底，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当前，还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第一，成员股的设置逻辑。实践中成员股的设置类型多样化，各地股权量化标准不一。需要在理论上把握成员股设置的基本逻辑，以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设置的公平合理。同时，还需要考虑对股权的管理问题，是固化股权，还是增人增股减人减股？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问题。一是涵盖范围。它是专指生产队、生产大队、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吗？经营性资产量化形成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算不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以承包权入股形成的社区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吗？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是股份合作制？即是否以劳动联合为主、资本联合为辅，一人一票，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专业合作社的区别。第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这一改革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需要研究。学界对此多采用的是定性分析，缺乏使用经验数据进行的考察。

大咖谈：您认为，金融在赋能乡村振兴上，应有怎样的作为？如何作为？

宫同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围绕着乡村振兴的二十字要求，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一是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以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金融可以为其提供全流程的融资支持，促进其稳步健康发展。同时，成长起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会有效带动小农户的发展。二是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不论是开展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还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以及实施节水农业、智慧农业、高效农业等项目，或者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都会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金融可以为其提供有力支持。三是有助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农业清洁生产，都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四是助力农民生活富裕。农村路电水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都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投入。

当前，要继续完善由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组成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提升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水平。其中，政策性金融应当仁不让，探索金融支农新模式，提升支农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农村信用社，要守土有责，守正创新，在金融服务上回归本源，提升服务水平。合作金融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在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和信用合作；二是在村社农民内部开展资金互助。现实中，这两种形式都有着较好的实践，下一步应认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有序推广。

此外，在数字经济、数字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有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上；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推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农村信贷约束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来推进乡村振兴。应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早日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