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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有个“菊坡学派”,培育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


来源:广州日报

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如李昴英认为,“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几乎!”“当官籍妓, 使终身不得复为良人,非盛德事也。”崔与之认为,“人才之进退, 言路之通塞, 国势之安危系焉。”“忠实而有才者上也, 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

南宋“菊坡学派”:培育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

学问这种东西,贵在传承。传承贵在缘分。所谓缘分,一要有缘,能遇得上;二要有分,能拿得下。当年风清扬在华山后洞巧遇令狐冲,“晚年得如此佳弟子,大畅老怀”。如果遇到的是桃谷六仙,老人家估计就笑不出来。

岭南文化史上也有这样的师徒,那就是南宋的增城人崔与之和弟子番禺人李昴英。两人开创、发扬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这个学派的思想框架,堪称能文能武。崔与之说:“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他们强调的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要培养的是有正气、有学识、有能力、有功绩的读书人。

崔与之

凤凰亭,即曾经的菊坡亭(资料图片)

李昴英

李昴英《文溪存稿》

“不为宰相,则为良医”

崔与之的父亲崔世明有一句话:“不为宰相,则为良医。”经世致用,为民解困,就是他的家学。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崔与之生于广州增城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年轻时因屡试不第便悉心研究医术,在家乡一带行医,且常为贫苦百姓义务治疗,颇受当地百姓爱戴。但崔与之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只得随母投靠外家。外祖父欧阳二做过助教,官职虽小,但在地方上也算是头面人物。借由这样的条件,崔与之才能入学读书,继续其父早年的追求。

宋代的岭南地区科举应考方面拼不过中原地区,崔与之一直没考上进士。这样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前往四千里(2000公里)外的临安(今杭州)参加补试,争取考进太学,再为进士之路努力。但这条路风险很大,因为进了太学也是一介白衣,能不能成为贡生甚至进士也都是未知数。所以本地很少人这么干。但崔与之决心很大,1189年,他不顾刚刚丧妻之痛,毅然前往临安参加补试,并于第二年春天考入太学。这时他的祖父已经去世,家境日落,身为寒士的他在太学过着清苦的生活。1193年,他终于考中进士乙科,成为岭南人由太学生中进士的第一人。这时候他已经35岁了。

从此,崔与之从低干起,逐渐执掌一县、一州、一路,后又被颁授尚书、丞相等高职,可谓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起来的官员。他曾任邕州(南宁)通判并摄宾州(宾阳),这是僻远地方,两地又相隔百里。他往返治理却成效斐然。之后主政广西的司法检察,走遍领内各地,考察民间利弊,兴利除弊,政绩斐然,终于得到宋廷的注意,获召赴临安任职。

入临安后,崔与之曾任知扬州兼淮南东路制置使,具体负责淮东一线的防务,守淮近五年,他团结兵民,积极备战,极大地加强了南宋在淮甸的边防,使金兵无隙可乘。之后在1219年金兵大举南侵之时又临危入川,负责安定川蜀政局。四川的军事长官安丙对临安派来的搭档通常极为反感,但对崔与之却能推心置腹,戮力同心。安丙去世后,崔与之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和睦将帅,整顿吏治,拔擢人才,积蓄钱谷,采购军马,积极备战,守蜀三年余,终于安定了蜀地的局势,有效地抵御了金兵的进攻。

1224年,朝廷将他以礼部尚书召还。与之不拜,便道还广州,从此不再复出。这时他67岁,在政坛上整整驰骋了30个春秋。

后人评价,作为南宋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崔与之的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淡泊名利和知人善任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他中年丧偶未再娶,不肯多置产业,儿子娶妇得苗田六百石为嫁仓,亦命归还。他归乡后买了一处旧宅,除必要整饬外没有大修重装,平日里仅是静室观书而已。他律亲族极严,但举荐人才则不遗余力。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等经他举荐的人物许多都成为名臣。

南宋末至元初岭南学术主流是“菊坡”

1225年,朝廷将增城凤凰山赐给崔与之。他将这座园林改建为菊坡书院,培养人才,形成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派——菊坡学派。

李昴英是菊坡书院中走出来的崔与之高足。1226年,他到临安参加会试,成绩出类拔萃,考官拟将他拔为第一名。但刚继位不久的宋理宗由于个人学术喜好,将治《书》义的台州王会龙擢为状元,李昴英调为第三,成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位探花。他著作丰富,现存《文溪存稿》二十卷,是现存宋代岭南学人文集分量最大的。他继承了老师崔与之的凌然正气,政绩卓著。弃官回乡后,仍心怀天下大事,时有建言。他的学术能力大为崔与之看重。最后他在学术方面也果然超过了崔与之,光大了菊坡学派。

李昴英讲学文溪,以之为中心,宋末元初岭南出现新的学术队伍。其中,陈大震、李春叟、何文季等是李昴英的重要门人。他们活跃于广州、东莞、顺德等地,承前启后,延续“菊坡”精神。他的儿子李守道是崔与之的女婿,李守道曾纠集乡兵抗元;女婿王元甲与宋代岭南唯一的状元、与文天祥并称“殉国两状元”的张镇孙同榜,张镇孙去世后,后事即由王元甲安排,可谓满门贤达。在南宋灭亡约30年时,这一学术团体的活动仍颇有影响,堪称广州地区最活跃的学术流派。

宋史研究专家张其凡言:“综览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 均不足以与崔与之、李昴英相颉颃。无论影响、地位、名声, 他们均难以企及崔、李二人。……因此, 可以大胆讲一句: 南宋后期至元代初期,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是‘菊坡学派’, 这也是当时岭南唯一可与内地抗衡的学派。”

崔与之堪称文武全才之人

崔与之的学问观与当时风行全国的程朱理学大不相同,反而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思想相通。他晚年曾以处士刘皋语为座右铭:“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财货杀子孙。”这位“吾广百世师表”的人才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岭南思想界影响极大。

菊坡学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观。如李昴英认为,“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几乎!”“当官籍妓, 使终身不得复为良人,非盛德事也。”崔与之认为,“人才之进退, 言路之通塞, 国势之安危系焉。”“忠实而有才者上也, 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菊坡学派的军事思想。学者指出,他们的军事思想,产生于宋朝国土沦丧、兵危将少、主战主和大混战之时。崔与之得以参与对金战争第一线,对战事形势洞察入微,他积极防御的思想不同于主战、主和派,有其独特的意义,可称一种“中间派”。他认为,战事“不过战、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权在我也;守且不固, 遂易战而为和, 权在彼也”。“守”是“战”与“和”的前提、关键,是求“稳”,在稳的基础上,寻机反攻,以逐渐占据主动。这种防御是充分依靠军民力量的防御,可归纳为情报搜集和前沿态势跟踪,加强军事训练和装备技术提升,注重恢复和发挥民众力量三个层次,本质上来说,与真正的抗战派没有两样。

菊坡学派充盈着旺盛的事功思想。宋代理学昌盛,但崔与之却说:“胸中抱负经绘业,笔下铺张造化功。”“须知经济学,元不堕秦灰。”“议论方前夕,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遗爱竹枝歌。”这里的“经济”说的是经世济民,与今天的“经济”不是一个概念。李昴英说:“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与人。敌至,必战。无悠悠岁月而自误于不可信之和也。” “自古无不可为之事,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敌。”由这些文字可见这一岭南本土生长起来的学派心存的宽广志向。

[责任编辑: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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