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细刻的木版，拓印着智慧与思想

用精雕细刻的木版 拓印下智慧与思想

粤雅堂刻本

阮元

张之洞

海山仙馆丛书《广名将传》

1053年，也就是北宋仁宗皇祐五年，一部《罗浮山记》在广州开工刊刻。这是江西人郭之美在惠州府任上的作品，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查考的，广州最早的刻本。

图书制作与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代印刷技术出现之前，最有效的制作手段，是雕版印刷。有了运雕刀入化境的匠人，才有知识和信息的大规模快速传播。所以历朝历代，但凡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会大规模刻书，这往往被视为一个时期的标志性文化工程。刻书的兴起，也让岭南地区加速与各地文化接轨、共进。广东地区在唐宋以后的快速发展乃至后来居上，和“读书人”的增多，知识的普及，大有关系。

最早的广州刻版书写的是罗浮山

郭之美在《罗浮山记》自序中说：“（他）遍走（罗浮）山下，访诸耆旧……又访诸山僧，所集异事二十条，晋梁以来逮于我朝（即宋朝）继有贤者，或赞记篇咏，历历在石。因考诸图牒，博闻集成《山记》一卷。至于方域之本源，历代之崇废，云泉丘壑之异，草木鸟兽之名，皆录其可知者。”可见其应该属于中国传统“笔记”一类。不过到了上世纪初，《罗浮山记》已经散佚，只留下序文。

今天所知的较《罗浮山记》晚一点的广州刻本，还有1100年谭粹的《罗浮集》10卷。它是由宝积禅寺负责刻印的。这些书，都是先贤们认识、记录岭南的心血之作。

1211年，任广州知州的廖德明设立师悟堂，刻印朱熹《家礼》和程颐、程颢的著作。有学者认为，师悟堂可称广州早期出版机构的雏形。1225年，广南东路（即约今广东所辖范围）转运判官曾噩认为四川刻印的郭知达《集注杜诗》36卷纸质较差，字句缺误，不能令人满意，遂重新出资刻印。此书校对准确，刻工精良，用纸上乘，被后世称为善本。可见当时广东对自己刻印书籍的水平已经有了相当自信。

1240年，刘克庄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发起刻印真德秀《文章正宗》，委托官员卢方春等人设局刊印。这是广州出版史上一件大事，说明政府已经设立了独立、专职的刻印机构。对于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好处的。

由于广州是宋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市场繁荣，财力充裕，刻书之风大兴。官府、书院、寺庙、书坊和私人均刻印书籍，官刻本、社团刻本、坊刻本、家刻本并行不悖，各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一般来说，官刻本、社团刻本和家刻本质量较优，坊刻本次之。原因很简单，如果书商不计成本地做书，那他就不要想赚钱了。可惜的是，宋代的广州刻本，都已经失传了。

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广州领先全国出版业

明代是广州刻书的又一个高峰。

当时，广东布政司刻印《唐诗》《东里文集》（东里即当时名臣杨士性）《白虎通》《周礼句解》《大学衍义》《东坡文集》《公羊传》《二程全书》等17部；广州府刻印《广州府志》《丹崖集》《白沙全集》《泉翁集》等12部。

这一时期，政府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如湛若水、霍韬、方献夫、黄佐、薛中离等大力提倡创办书院。崇正、镰溪、泰泉、白沙、粤州、白山、白云、天关、正学、五羊等书院相继兴起，刺激了对书籍的需要。家刻本这一时期也出了很多，“皆写刻不俗”。

可惜的是，今天其中的许多古书已经找不到了。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广州城受到巨大破坏，广府学宫和南海、番禺县学以及各书院都成了马厩，所刻书受到严重毁损。

好在真正的思想精华，艺苑奇葩总是有人呵护传承。先后担任清朝两广总督的阮元和张之洞两位学养深厚的封疆大吏，就接过了刻印广州版书籍的重任。

阮元一生礼贤敬士，提倡学术文化。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编刻书籍，传播学术，影响深广，作用巨大。有人评价，论刻书，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恐怕他可以数第一。他编刻的大型作品，就有1408卷的《皇清经解》，334卷的《广东通志》，“校以众本，审订独精”的《十三经注疏》和“综合诸家校勘，集群儒之大成”的《校勘记》，106卷的《经籍纂诂》，以及规模宏大《金石志》等。其中，广州学海堂时期刻印的《皇清经解》被认为不仅惠及本国士子，而且通过文化交流泽及日、韩等国学人，影响当地学风。《广东通志》也开创广东通志之先河。这位刻书狂人，在广东刻书，在山东、浙江、江苏都刻书，他热心刻印海内学问之士的著作“不下数十家”，包括朱珪、钱大昕、汪中、刘台拱、焦循、孔广森、张惠言、凌廷堪、钱塘、谢墉、李锐等，都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或科学家的代表作，对于弘扬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创办广雅书局(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广聘当时精英学者，刻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刻书200多种，9000多卷。多为经史、地理及诗文集。如今，“广雅刻版”的幸存部分作为广东文化的珍贵遗存，得到妥善的保护。

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

阮元、张之洞两位德高望重、地位显赫人物的身体力行，进一步带动了广东刻书之风。本地豪商巨富凭借丰厚财力及对乡邦文化的热忱，刻印了大量珍贵的书籍，泽被后世。如潘仕成在海山仙馆中，搜购古今善本、孤本，选优编纂成《海山仙馆丛书》，精工雕版印行，以“公天下而传后世”。他还在《丛书》里收入了许多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代表性著作，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意大利利玛窦的《同文指算》《寰容教义》，英国医生合信所著的《全体新论》，德国汤若望的《火攻挈要》等。500卷《丛书》中，新学书籍占了四分之一，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巨富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在友人谭莹劝说下，雇人广集粤人著述，选择书坊罕见版本编订刊刻。先后刻有：《岭南遗书》，收入岭南先贤著述4集，总59种，348卷；《粤十三家集》182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粤雅堂丛书》180种，千余卷。此外，还翻刻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总数共2400余卷。《粤雅堂丛书》尤其在保存广东乡邦文献方面居功至伟。

梁启超赞颂当时广州的私人刻书“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文艺复兴中的许多代表性艺术家，受到意大利巨富家族如美第奇等的赞助。这是商业财富推动文化发展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梁启超将之比广东清末行商刻书，可见评价之高。

这一时期，《碧琳琅馆丛书》《守约丛书》《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等由私人藏家基于自家收藏刊刻的图书也纷纷问世，使不少罕见之作得以传世。

1872年，广州开始设立机器印刷厂，逐渐取代了木版刻印。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木版刻印书籍对广州的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正如张之洞所说：“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一块块雕版，正是广州代代先贤、学人们光照后世的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