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上百大学生到广东打工遭遇“炒人力”：被转手四次才进厂

云南上百大学生到广东打工遭遇“炒人力”：被转手四次才进厂

一群大学生兴致勃勃地加入假期工，却因2元钱的时薪纠纷，牵出一桩复杂的劳务纠纷，暴露了被称为“炒人力”现象的混乱一角。

去年底，在云南老家创业的黎波，与2名朋友合伙从云南组织500多名在校大学生，通过自称是广东缘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缘遇”）股东高松的介绍，分散进入广州、东莞、珠海等地的多家工厂。

今年3月1日，工期结束时，多名学生反映薪酬未结清，“承诺时薪15元却只发了13元每小时”，另有学生200元/人的车补也未发，核算下来，学生薪酬共有17余万元的差额。

黎波没想到的是，在随后与务工学生、中介公司、工厂等多方沟通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学生进入用工单位前，经历了自称广东缘遇“股东”高松、“中间人”付海源、“工头”彭德林、用人单位广东翔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广东翔利），共计4次“转手”。

云南大学生广东打工遇“炒人力”陷阱，被转手四次流程示意图。 澎湃新闻王基炜制图

珠海市金湾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将这种“中转”行为，形容为“炒人力”。

他指出，若是公司与公司间商业行为，则不属于劳务纠纷范畴，如怀疑存在欺诈行为，则需考虑提起诉讼。

多层转手下，不仅用工单位所发薪酬在到务工学生手中之前被层层“抽水”，这之间，因合同不完善、中间方不诚信等问题带来的风险也不断叠加；缺乏书面证据等因素，还为后续维权带来难题。

曾代理多起劳动案件的律师周立太告诉澎湃新闻，“谁用人，谁招人”是劳动法的基本要求，如此“转手”显然是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不仅损害了对劳动者的权益，也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劳动监察部门有责任去查处。

模糊不清的“协议”

2017年11月，自称是股东的高松，代表广东缘遇公司和黎波作为法人的云南云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云巅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通过黎波等人在云南各高校的资源，组织一批大学生赴广州务工，并签署了相应的劳务输送合作协议。

据黎波介绍，当时高松以未携带广东缘遇公司公章为由，要求以贵州缘遇黔德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下称“贵州缘遇”）的名义签协议，并提供了协议模板。

黎波向澎湃新闻提供了这份《战略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输送人员应满足的条件、具体有效输送人数的确定方法等内容，还写明“按实际输送企业签订补充协议（流失率、单价、工期）”，协议有效期为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3月1日。

高松与黎波签署的合作协议。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张蓓图

高松本人向澎湃新闻证实此份协议的真实性，“这份协议表示双方有合作意向”。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高松是广东缘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也是贵州缘遇黔德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股东。

签下协议后，黎波等三人以广东缘遇的名义，在云南部分高校召集了500余名在校大学生，他们与这些大学生却没有签署任何协议，“都是靠信任”。学生们分散至广州、珠海、东莞各地的不同工厂。其中，232名学生进入了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光公司”）。

黎波称，1月12日，高松在微信上将国光公司的定位、公司环境图片发给黎波，第二、三日，一名叫做付海源的人在广州花都国光工业园3号门口，分批接待了232名学生，他挨个收走了学生们的身份证，随后带他们进入厂区的培训室。黎波称，“付海源说是高松派他来的”。

务工学生李俊回忆称，培训室内，付海源在现场向学生们承诺，每工时时薪为15元。这和此前高松对黎波承诺的一样，“国光厂，每小时18元，扣掉3元是学生代理的管理费，到学生手里的是15元”。

李俊回忆，在国光公司的培训室里，付海源等人分发了合同，并叮嘱学生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名，但蹊跷的是，合同中作为甲方的用人单位，既非广东缘遇，也非贵州缘遇。

“来不及看里面的内容，没写时薪多少，只在签名的地方看到甲方好像是叫翔利公司。”李俊说。

另一名有过假期务工经验的学生殷仲康也记得，合同签署后立即被收回，他还在当时提出异议，“我说这合同不应该一式两份嘛，他们告诉说不用，相信他们就写一份就好”。

根据此前云巅公司和广东缘遇签订的协议，到达实际务工企业国光公司时，应当补签协议，明确相应的时薪和代理费，然而这份补签协议并未能签署。

这期间，黎波陆续收到了付海源等人转来的共计16万招聘费用（代理费）。

黎波表示，未能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在于高松、付海源方面“不配合”，二人多次以“有事不在本地”等各种理由拖延、耍赖，双方还为此有过口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