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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


来源:凤凰网文化

我们所熟悉的是那个写出《湘行散记》《萧萧》《丈夫》《边城》的沈从文,心境上冲淡而深情,但现实生活中,青年时期的沈从文总是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

沈从文: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

编者按: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病逝,距离他去世已经整整30周年。

我们所熟悉的是那个写出《湘行散记》《萧萧》《丈夫》《边城》的沈从文,心境上冲淡而深情,但现实生活中,青年时期的沈从文总是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

沈从文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能比常人更易于感受到自然的美,他也说自己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写出点比较象样的作品。”

他也是一个“执拗”的人,然而这种“执拗”却没给他带来多少“好运”。他这一生,颠沛流离,各种磨难纷沓而至。在他的后半生,处在当时那个大时代马上要变化的时刻,抵挡不住内心的崩溃,一段时间精神分裂,后来竟在家中用剃刀抹颈子、喝煤油自杀。

这种既敏感又执拗的性情,也就沈从文了。从“流荡湘西的寻路人”到“闯入文坛的乡巴佬”,本该属于他的伟大时代,却在急风骤雨的政治变革中嘎然而止。此后的孤独与坎坷,远非一般人能理解与想象。

以上导语部分整合自邓安庆:《沈从文:我是一个死心眼笨人》,以下内容摘自张新颖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其中缕出沈从文1948-1966期间走过的一些路,呈现他在动荡年代里的内心生活。

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一九四八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沈从文计划“好好的”再“写个一二十本”文学作品。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了留下。

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

很快,他对自己的文学命运也有了明确的预感。因为所编副刊停刊,他寄还来稿,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悲剧转入谧静,和和平平接受

一九四九年夏,出席北平第一次交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仍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

一九五〇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这么一个小碗, “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伯牙鼓琴图卷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鼓励他再学习,再写作。可是,沈从文回到了历史博物馆,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价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一九五三年三月,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宿舍与院子的男厕所为邻,此前还要路过女厕所,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

一九五五年四月,沈从文致信副馆长韩寿萱,为他的苦心孤诣说明、辩解,只是希望,甚至是恳求馆里能放手让他去做文物研究,但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却常常带来压力、阻碍,甚至是伤害。

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不可思议的是,还让他这个“当事人”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

总而言之不醒

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沈从文绘)

一九五七年四月,“大鸣大放”开始了。

四月三十日,沈从文在上海写信告诉妻子:“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他的反应是,有点不以为然,不是基于对政治、体制、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那种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以自身作品说话的意识:“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

五月一日这天,他画了一幅速写“六点钟所见”,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九五九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内山嘉吉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文化部党组会议正式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历史博物馆随后建立起以副馆长陈乔负责的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人给沈从文做助手,按照沈从文提供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加以摹绘,另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工作。书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十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至此,沈从文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了重大转折。如此特别的重视,让沈从文添了些隐忧,但总的来说他更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原本只能保留在他“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成为公共的知识”。

但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七月二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及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批示,再次开展整风。于是出版中断。

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幸存者

沈从文三弟沈荃女儿沈朝慧(右)到北京后与沈从文全家合影。

一九六六年七月,沈从文被调回博物馆参加学习。等待着他的,首先是大字报。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的罪行:历史罪行和新的罪过。依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还犯有许多新的严重过错。自然,他需要不断地答辩、检查、交代。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

沈从文被安排每天打扫馆里的厕所,有时候也做些拔草之类的轻微劳动。馆里宣布,从八月起扣发工资,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计发生活费,他每个月可以领取三十六元。

八月二十五日起,沈从文家接连被抄三次。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被抄家八次。把认为有问题的书籍、文稿、书信等封存,交给群众组织大联委的“沈从文专案组”,供整理沈从文的罪行材料用。

沈从文当作女儿收养的沈朝慧被注销了户口,受胁迫离开北京回原籍凤凰,后来就在各地的亲戚间流徙,有一段时间到长春住在大姑妈家。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但沈从文的遭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的年月,还不是最悲惨的。八月中旬,他的老朋友巴金,在刚参加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也被隔离关进“牛棚”;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被抡着皮带的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杀,没有人说得清他投湖的具体时间; 九月三日,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尽;同一天晚上,陈梦家,沈从文相识几十年的朋友,在北京家里自缢而死。据粗略统计,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约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抄家,八万四千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

沈从文家被抄了,女儿被赶走了,毕竟他人活着—幸存者将承受源源不断的凌辱和苦难而活下去。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刘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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