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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电影”的崛起及其启示意义


来源:南方日报

近年,国产电影创作者从未停止过对主旋律电影创新叙事、商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索,正是这些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合社会、时代和观众需求的“新主流电影”的出现。

编者按

近年,国产电影创作者从未停止过对主旋律电影创新叙事、商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索,正是这些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合社会、时代和观众需求的“新主流电影”的出现。围绕中国电影行业的新变化与“新主流电影”的崛起,连日来,南方日报从当下为何新主流电影受热捧、导演有哪些创作经验、专家怎么解读这一新概念、新流派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报道。本期文艺评论,特邀三位对该现象颇有研究的一线电影专家陈旭光、赵卫防和皇甫宜川撰文,从新主流大片的艺术选择、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以及“新主流大片”与国家形象等多维视角,对“新主流电影”进行了深入探讨,请读者垂注。

中国电影质量提升与“工业美学”建构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对文化创意文化产业进行的各种分类中,电影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电影是一个“核心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因为它以创意为王,适合产业集群,品牌经营,从开始的创意策划、编剧到导演、表演、拍摄制作再到宣发营销,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我认为,电影不仅创造了实体经济,它所产生的符号效应、符号价值,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文化海外推广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都不是单纯拿票房可以衡量的。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希望通过电影产业的具体运作,来探讨、寻找出文化产业某些一般性的规律和特点。

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发展需要成熟完善的工业体制来支撑,需要中国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2017年的《战狼2》热映之后,“电影工业”“重工业电影”“工业升级”等名词术语一时“洛阳纸贵”。但在笔者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三个方面,才能真正带动中国电影的质量提升,迎来中国电影的新时代:第一,内容和文本不分家,注重剧本质量,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优化管理机制,发挥最大效益;第三点才涉及到工业品质、技术指标的问题。

虽然不少论者主要是从《战狼2》作为大投资、高概念电影大片在投资、视效、场面、道具、特效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不惜重金方面立论的,但我更偏重于去思考《战狼2》在整个运作的完整产业链方面的规范化、制度化、机制性方面是否符合“电影工业美学”特性。吴京在《战狼2》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以及投资人之一、实际制作人之一等数职,是让人敬佩的“拼命三郎”,但对电影产业来说这并非常规的运作模式。我说过,中国电影市场空间很大,处处会有意外惊喜,但对于电影从业者来说,不能总以一种渴望成为暴发户的投机心理做“奇迹”,奇迹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文化产业运作中,我们应该寻找一些可复制性、可持续性生产的案例,老老实实做内容,而不是期待一夜奇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实现56亿票房的奇迹电影,或许不如五六部在成熟的电影工业机制中稳健生产出来的十几亿票房的主流大片更具有启示意义。

《战狼2》式的超级奇迹是不可复制、不可预期的,但稳健的、可估算的、工业化制度化的机制,却可以为新主流电影大片找到自信和保障。纵观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以及正在成长中的“导演新力量”群体,可以看到,新一代导演力量正在遵循或是建构着某种电影工业美学。我认为这些电影导演所践行的电影工业美学的核心思想,既有电影产业观念,又尊重电影艺术规律和文化需求,既服从电影工业化生产机制,又在体制内顽强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艺术和商业间寻找某种折中和平衡。

这些电影导演堪称“几代同堂”,在这其中有很多新导演崭露头角,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点。他们在电影的融投资、编剧导演制作、后期产品开发及宣发营销等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新理念、新实践,甚至连艺术电影,也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摸索出了新的运作模式。践行新的工业美学观念的导演新力量构成非常复杂,表现各异,但据我观察,他们也有一些共性:

第一,产业化观念。不像过去将电影单纯视为宣传工具抑或一种文化象征,而是更多地把电影看作产业。

第二,“制片人中心制”在发挥作用。导演要和制片人之间构成一种合适的张力,不能导演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制片人中心制”对我们的教育体制、影视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既有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也有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如果将两者结合,是否也能培养出未来的优秀制片人?我想若是如此,对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发展可谓功德无量。

第三,电影生产机制与导演个人才能的发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趋于稳定和成熟。陆川的硕士论文叫做《体制中的作者》,回过头去看,中国很多导演能够服从“制片人中心制”这个原则,但也有很多导演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在“制片人中心制”这一“体制”内,也许导演个人的天分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但有助于生产出大量稳健均衡的类型电影大片。试问,谁会看不起希区柯克、马丁·斯科西斯这样的“体制内的作者”?实际上,很多大导演在受到制约的情况下拍出的电影反倒不错,而一旦个人天马行空,作品有时反倒成为自说自话的梦呓!

第四,类型电影的实践。所谓类型电影,指的是有可持续生产力的模式化影片,这是电影工业美学构建的原则之四。

综上所述,我提倡的,同时也是导演新力量所践行的电影工业美学构建的原则,是“在限制中求自由”,要勇于“戴着镣铐跳舞”。对于某些天才导演来说,这可能会在创作上带来一定的束缚,但是它可以培养出大批能够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愿望和适宜在美好生活中享受的艺术作品。古典艺术、古典美学中那种清高孤冷、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之美,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式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大红大紫大绿的年画。我们需要“清水出芙蓉”式的美,但更需要大量繁复绮丽、年画风格的美。你可以说后者世俗、艳丽,不够高雅,但是,它的生活气息是非常浓郁可贵的,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常人”所喜欢的。

在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当中,这批新导演所达到的美,也许是平均的美、大众的美、世俗的美、均衡的美,但也是生活的美、现实的美。中国电影的人口红利的大旗到底还能扛多久?在影院、银幕等硬件设施刚性增长之余,在中国电影观众市场充分培育之后,我们要将电影视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或文化工业。尤其要在剧本质量、生产运作机制的规范合理、程序化上多下功夫,从而探索并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接地气”的、本土化的“中国电影工业美学”,唯有这样,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才是可预期,也是可持续的。

主旋律“大片”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提供新路径

●皇甫宜川(《当代电影》杂志主编)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不断加深,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就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大片”可能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策略。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和文化大国,唯有创作出能为世界广泛接受的大片,我们的民族电影工业才可能在未来真正屹立于世界电影工业之林中。但是,什么样的大片能够带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并为世界所接受?或许,“新主流大片”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路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这主要是针对当时“低成本商业影片”提出的一种发展策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大片”概念很快从商业电影中脱颖而出,出现了有关“娱乐大片”“商业大片”等关于“大片”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类型化叙事和主流价值观表达一直是它的背景。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产电影从未停止过对主旋律电影在叙事上、商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索,甚至也从未停止过艺术电影如何具有更广泛传播性的探索。正是这些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合社会、时代和市场的“新主流大片”的出现。特别是从《中国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多年探索之后在这些大片上呈现出来的某些结果:它们表现出更加成熟的叙事能力和市场号召力,表现出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表达方式,表现出对现实与历史新的关照角度,表现出更加关注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情感,以及在创作团队上港台电影人、特别是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电影人的融合。

从这些电影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比如,它们在内容上更具有包容性,战争、反恐、现实、历史等都可以囊括其中。它们都表现出对电影品质的高标准追求,而且是建立在最新电影工业标准基础之上的。再比如,在叙事上它们吸取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甚至艺术电影的某些经验,是对这三类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的改造与重写;同时在叙事空间上呈现出跨国特征,符合今天中国社会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势。另外,在传播上则表现出更强的大众诉求,它的形式、故事、价值观能为大多数国内观众所接受,使其投入与回报形成良性循环,满足了再生产的需要,提高了国产电影的表达自信。

但是,“新主流大片”在国内获得广泛接受的同时,在“走出去”的能力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显然,“新主流大片”在未来可能还需要从更具国际视野和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层面来挖掘故事并建构其表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文化、智慧和勤劳,为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而努力,那么“新主流大片”在价值观表达上,必须承载这样的思想并能艺术地将其融入到具体的叙事和人物塑造中,从而唤起全球观众共同的情感。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比如在气候、维和、救灾等国际事务上,中国正在承担着或努力承担着一个大国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准确把握这些涉及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题材,以国际化视野和叙事方式来讲述故事,传达我们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或许我们的“新主流大片”就有可能为世界更多的观众所接受,因为这样的价值体系与人类共通的价值观显然是相一致的。

因此,“新主流大片”终究要完成的目标可能还是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展示,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表达和美学特征。否则,一部分“新主流大片”可能就仅仅是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种模仿,很难在中国由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体现其价值。

“新主流大片”的艺术选择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

内地电影已经跨越了粗犷式的发展而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新时期,其中“新主流大片”的实践是其提升艺术质量一条重要的路径。这类影片的创作主体是一批北上的香港影人如林超贤、陈可辛、徐克等,也包括部分内地影人,其将“港味”美学和内地主流价值观充分对接,不但升级了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品格,而且也对内地主体商业类型片产生了较大的美学促进。“新主流大片”包括《智取威虎山》(2015)、《铁道飞虎》(2015)、《救火英雄》(2016)、《湄公河行动》(2016)、《血战湘江》(2017)、《拆弹专家》(2017)、《战狼2》(2017)、《建军大业》(2017)、《红海行动》(2018)等,它延续了内地主流价值观的书写,显现出了对类型创新、主流价值的多元化表达和深刻性拓展、立体人物的刻画和复杂人性的书写等多方面的艺术选择。

以类型化作为主要的艺术和商业手段,将内地主流价值观和类型美学进行充分对接,在保证影片社会效益的同时充分实现经济效益、获得观众的认可,是“新主流大片”首要的艺术选择。如《战狼2》主题呈现了中国军人为保护中国侨民和非洲平民的献身精神,突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韧性。为了凸显这种主流意识,影片凸显类型意识,其主体类型为动作类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大量的新型武器装备、先进的战术战法、真枪实弹的战斗场面和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影片在对动作、枪战类型元素进行营造时,努力避开常规的元素,求变求新,取得了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