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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光芒遮掩之下的使节司马相如


来源:澎湃新闻网

“文学”的光芒遮掩之下的使节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

“文学”的光芒遮掩之下的使节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汉武帝一朝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却被这“文学”的光芒遮掩,有意无意中被人们淡化,甚至是忽视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两书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记》,所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录其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外,两书所载相如主要的事迹,便是其在通西南夷中的所作所为。

西汉时期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之前,这一地区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或王国。尽管这些族群渊源不同,但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说,他们或耕或牧,文明进程较中原地区要滞后得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是相对于巴蜀而言的,《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晋灼云:“南夷谓犍为、牂牁。西夷谓越巂、益州也。”(卷五十七)因为地缘关系,西南诸部族与巴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巴蜀二郡自然便成为西汉开拓西南夷的基地。

秦统一六国之前,西南夷和中原地区就已经发生联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等事。西汉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加之北方有强悍匈奴的困扰,很长时间内无力顾及西南边疆。即使如此,从《史记》记载中我们知道,虽然中央政权尚顾不上西南夷之事,但民间贸易仍很活跃,“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临邛富人”卓王孙及程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卓王孙的八百家僮,绝不是仅供洒扫之用的使唤下人,而应当是其组建的私人商队。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为各方的互相接触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且,贸易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地理、气候、语言、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也是日后朝廷打通道路、实施行政管理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

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他对西南夷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是其日后能够受到武帝信任,并奉命出使西南夷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览相关史料记载,作为使者的司马相如,其贡献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凤求凰”,讲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

汉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中的大事件之一,是派唐蒙出使夜郎并设置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犍为郡,是西汉王朝在西南设置的首郡,其意义重大。

汉武帝派唐蒙通西南夷的初始动机,是为讨伐南越开辟新的通道。但由于事关重大,且相关信息不足,汉武帝对此还是十分谨慎,广泛征询各方看法。这其中,相如的意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载:“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

从《史记》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通西南夷问题上,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信任有加,十分重视其意见;而相如对武帝的决策,也是积极拥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如对西南夷的了解,应该是在众人之上,得到了包括武帝在内的朝中人士的认可。否则,一个低级郎官的意见,怎会让帝王重视并采纳?《史记》中多次讲到相如在通西南夷一事上的表现,说明司马迁对其所起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从《史记》体例讲,司马相如的传记置于《西南夷列传》之后,这一安排本身,也意在强调司马相如与西南夷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在《史记》能够单独立传,主要是由于他在通西南夷中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几篇文学作品。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细述相如通西南夷事,意含讥刺,对其助推汉武帝开边敝民不无批评。如清人金锡龄云:“太史公作《司马相如传》,人第以为取其文词足以卓绝一时,而不知《史记》此传,编次于《西南夷传》之后,别有微意。盖以汉武承文景之统,不能法其恭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遂为天下大害。至开西南夷一役,启汉武之雄心者,自唐蒙发其端,而司马相如助成之。……然则西夷、南夷之通,实相如迎合武帝之意而赞成其事,卒之民困财耗,与穷兵匈奴,轻开边衅者同。太史公推原祸本,不能不归咎于相如……”(《读〈史记•司马相如传〉》)金氏对司马迁的理解,或许不无道理。《史记》一书对汉武帝开边等政策多有批判,这是较为公认的看法。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汉武帝拓边对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日后中国的基本版图,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今天对司马相如助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功,应持肯定的态度。

西汉王朝初期地图

临危受命,平抚民怨

唐蒙通西南夷时的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所治这条道路,自僰(今四川省宜宾市)通北盘江,难度极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史记•平准书》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这种消耗不免增加民众负担,加上唐蒙“以京兴法诛其渠率”,导致“巴蜀民大惊恐”。武帝知悉后,“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作为朝廷特使,到蜀地安抚百姓,自然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史记》仅收录了他为此而作的檄文一篇(后人称为《喻巴蜀檄》)。相如重回蜀郡,也实地体察到了蜀中父老对开发西南夷的真实看法。在大多数蜀中百姓看来,通西南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观点,当时带有普遍性,当政者中不少人也持同样观点,“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唯大臣亦以为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这种情况,相如又作了一篇辩难文字(后人称为《难蜀父老》)。在《难蜀父老》一文中,相如假托使者之口,围绕君国、巴蜀、西南夷及中原的相互关系立论,反映了他对开拓西南边疆的认识。

今天重温相如《难蜀父老》的这段文字,仍能感受到其“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的力量:“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总体来说,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通西南夷的意义,同时,对蜀地人民的沉重负担,也表达了同情和抚慰之意,体现了相如的政治智慧及人文关怀。最终,相如以其亲民的态度、超人的远见和辩才,说服了蜀中父老,将他们的忧虑消弭于无形,进而理解并支持朝廷的通边大业。“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郡是汉代开发西南夷的前沿基地,蜀中百姓的支持,无疑为汉王朝的拓边大业提供了稳固的后方。

建节往使,略定西夷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汉武帝在听取相如对西南夷的看法后,很赞同其观点。元光五年(前130),“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莋、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分析《史记》所载可以发现,相如这次出使,规格很高,阵容庞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使命。

首先,他被任命为“中郎将”(《西南夷列传》中写作“郎中将”,王念孙等认为,当以“中郎将”为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卷十九上)可见,中郎将是一个与太守相当的很高的职位,所以,相如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其次,“建节往使”,即持天子所颁符节前往。可以说,是天子的全命大使,有相当的权威。第三,其副使三人,亦均非平庸之辈,都是堪当大任的外交高手。壶充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任大鸿胪。大鸿胪,为“九卿”之一,专掌少数民族事务。王然于、吕越人官职无考,但他们都多次出使绝域,成绩不凡,《史记》《汉书》中都多次提及。此外,司马相如此行的交通工具、所受地方官的重视等,无不显示出其使命之重大。

西夷在秦时曾为郡县,汉初罢除,现在要重新设立,说起来要相对容易些。但事关领地问题,也决不会是易如反掌。史料所限,相如在这次出使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用了什么样的智谋,便“略定西夷”,其详我们已无从得知。但相如的工作卓有成效,史有明文,“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无疑,汉武帝对相如的出色表现十分满意,“还报天子,天子大说”。试想一下,能使一代雄主汉武帝“大悦”,谈何容易?遍查《史记》,“天子大说”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次。

西夷略定之后,邛、莋、冄、駹、斯榆臣属汉朝,朝廷在此设置十余县,置于蜀郡之下管辖。自此,西至沬(大渡河)、若(雅砻江)二水,南至牂牁江的边塞都统一了起来。同时,拆除关隘,开通零关道,在孙水(安宁河)上架设桥梁,直通邛都(今西昌)。这其中,零关道的开通意义尤为重大。零关道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大致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芦山、汉源、西昌至大理。在大理与东线(即古称的“五尺道”,北起宜宾,南至曲靖;后又逐渐延伸至昆明、楚雄、大理)交汇。两线交汇后称博南道或永昌道,可通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成为连接南亚、西亚,进而可达欧洲的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

西汉一代,通西南夷之事也有不少波折。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听从公孙弘建议,罢通西南夷事,罢去对邛、莋、冄、駹的经营。但是,到元封二年(前105),“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冄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样,从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汉武帝基本完成了通西南夷的大业。

古代能够承担出使异域使命者,不仅需要各种才能,更需要有超人的毅力,绝非易得之才。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一代雄杰曹操亦云:“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选举令》)《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汉武帝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卷六)。《册府元龟》称:“王者,文眀之治,既成于中,震叠之威,将加乎外,思布皇泽,必选奇材。若乃经略远夷,怀柔绝域,一介而往,单车载驰,赍三岁之粮,通百金之货,泛浮金没羽之水,历冱寒多雨之国,穷山川之源,览气象之异。至于饮食非类,言语靡通,道闭不开,兵阻攸隔,而能罔惮回远,志期宣导,莫不慎乃风操,奉其币帛,以结于欢好,以致其琛赆,至于死亡略尽,星纪屡周,握节而归,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岂及此哉!”(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绝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出使绝域的艰辛,更是对“心比金石、志在功名”的使者的高度赞美。《册府元龟》还将司马相如、吕越人,与张骞等一并载入其中,亦可见其对相如评价之高。

司马相如在事功及文学方面的成就,除了自身天才的一面,更得益于时代的影响。相如生当西汉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所谓的“盛世”,建功异域,立业殊方,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追求。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等远征大漠,都是彼时有志者追慕的榜样。终其一生,相如仕途淹蹇,职位不显,多数时候不过是帝王身边的侍臣、宾客,《史记》本传也讲到他因有消渴疾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但是,相如希望建功立业的大志,昭然于其言辞之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喻蜀父老》),这句夫子自道既隐含着他自己的期许,也说出了同时代人的心声。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原王朝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历代对北部边疆的经营用力最多,那些驰骋在阴山南北抗击匈奴的英雄,更受史家的青睐,也更容易成为后世诗文、戏曲的主角;而在其他方向拓边的人物,其受关注的程度则大大折扣。但西汉时期,通西南夷也是汉武帝拓边的重要一环,其成功实施,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了澜沧江畔,开辟出被后人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通道,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作为一介低阶官吏,司马相如所做的工作虽然只能是具体而微,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有超出同侪的见识,坚定地支持汉武帝的西南夷政策,并且作为使节深入其地,出色地完成使命,将西夷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中。司马相如文学之外的这些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认可。

[责任编辑:陈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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