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挑战在“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挑战在“融合”

陈家华，香港人，2005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金融专业，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毕业后来到深圳的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用他的话说，是“今时唔同往日，我中意留低。”（今日不同往昔，我更愿意留下来）。

与陈家华经历相似的港人还有很多。每年香港教育局会有“内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香港考生参加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按分录取。2016年，完成免试收生计划报名程序人数约2700人“内地经济发展蓬勃，香港学生的眼光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放眼大中华”。他这样解释自己到内地读书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毕业后又来到广东？“相比香港的快节奏生活，我更喜欢宽敞的街道、快捷的支付以及大一号的流沙包。”陈家华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经济》记者说。

近年来，粤港澳一直积极地探索如何合作。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珠三角地区城市及其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要素流通仍存在一定的障碍。

民众关注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高达81.4%的网民听说过“粤港澳大湾区”，其中有48.8%网民仅听说过但并不了解，仅有18.6%网民没听说过。对于粤港澳经济互促程度，多数网民表示赞好，38.9%网民认为一般，仍需加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规划，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同。随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相信市民感知度和认可度也将提高。

《经济》记者在广州调研期间，分别对地铁4号、6号、11号以及机场快线的乘客进行采访，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贸易、交通以及住房，但也会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广州的赵生关注境外商品购物，香港的李悦则更期待网购更加快捷。

“很多港人在内地工作都是掰着手指数日子。”陈家华笑言，港澳的税制与内地不同，计税依据、税负强度存在差异。香港居民在内地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需按内地税制缴税。同理，年收入越高，税额差距就越大，这就导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到内地。

陈家华表示，自己还有另一个担心，就是不敢生病。虽然暂时还没有回香港的打算，但陈家华并没有与公司签约社保，原因是在内地需要交满15年方可领取社保，中途换地方、断交，手续相当麻烦。陈家华不清楚未来如何，也很迷茫这样的选择是否对自己更有利。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香港企业家在广东设厂，总部在香港，到了年底，需要双重审计，光费用要多出几百万元。

来到广州开诊所的港澳医生处境很尴尬，由于内地医保不承认他们的诊所，所以诊所只能服务外国企业的外籍人员，偏离了服务本地人的设想。

“你们看《战狼2》没？”澳门建和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邝伟文在聊天中突然冒出一句。他告诉《经济》记者，了解到《战狼2》口碑爆棚，特意从澳门跑到珠海看了一遍。邝伟文风趣地表示，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能解决文化交流问题。

玻璃门待跨越

“硅谷有今日的成就，正是因为开放。硅谷是有名的科技移民地，科技人才都汇聚于此。比如，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出生于南非，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莫斯科等。这也不难解释为何特朗普的移民改革政策，遭到硅谷大佬们的反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举例说。

开放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通各类要素的有效流动。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郭万达认为，现在深圳与香港通关还很麻烦，需要花很长时间，通关环境不好。比如，港深港高铁方案，有利于通勤。“住在深圳南山的人可能在香港科技园工作，高铁可能15分钟就能到达，但现在还需要一个半小时。”

2017年7月2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西九龙站实行“一地两检”通关程序。乘坐高铁的旅客可在高铁西九龙站一个地方先后完成出入境手续。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告诉《经济》记者，相比过去“两地两检”模式，新规定让通关更便捷。“未来如何用‘一地两检’的思路以及‘一国两制’制度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澳门车牌可以直接开的横琴去，这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横琴这些做法可能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有新的拓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建议道。

今年7月1日，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受邀参加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特别节目，携无人机编队，在红磡体育馆上空演绎《梦之夜青葱再出发》。亿航副总裁唐哲君向《经济》记者分享了背后的故事，“亿航白鹭无人机编队队长曾是驻港士兵，对香港有浓厚的情结，所以我们收到邀请非常开心。”参与香港回归庆典前，编队成员还要抽出时间回老家办理港澳通行证，并且在通关流程上，大家普遍反映，程序太过于繁琐。

“小物件的通关也不顺畅。”从湖北到香港工作7年多的香港理工大学科技转移及创业培育经理王鹏向记者讲述了他从香港邮寄一个牌匾到深圳的经历。“通关花了约800多元的税倒没什么，但整个过程用了一个星期，差点错过在深圳某研究院的开业时间。”另外，做实验或测试的结果如果通关的时间过长，不利于两边科研机构或企业之间的合作。

其次，要跨越不同税制的障碍。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一书指出，“香港薪俸税较低，仅有4个级别，最低税额2%，最高仅为17%，并有众多免税项目，例如已婚人士免税额、子女免税额、单亲免税额等。但内地的税率就高很多，并且按累进税率计算，最高可以达到45%。”王鹏举例说：“在香港家庭中，如果一个人需要赡养4-5人，有相应的免税额，大陆则一视同仁。”

“如果在内地的投资没有足够高的回报率，香港企业到内地办公司或设厂的积极性就不高。粤港澳的合作由来已久，这一问题仍未解决。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没能解决税制问题。目前的突破是税收返还政策，外籍高收入群体可通过申请实现返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对《经济》记者如是说。

第三，要跨越人才和资金流通的障碍。“海外人才回国后国籍问题也是一个障碍，香港允许双国籍，大陆则不允许。此外，科研费的出入境受到大陆外管局的管制，手续比较繁琐，希望未来能简化流程，也便于香港科技人员到大陆来做科技成果转移。 ”王鹏建议道。

第四，产业要实现优势互补。东京湾区制造业很强大，是因为制造业与金融业、服务业结合默契。香港90%是服务业，没有制造业。香港融入大湾区后，能否把深圳的制造业视为香港的制造业，这样香港的服务业与深圳的制造业就产生了关联。最后，市场要实现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六七千万人，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珠三角的机场吞吐量达1.7亿人次，香港、广州、深圳的机场很大，但空域没有开放，难免拥挤。坐飞机的需求量很大，空域管制也阻碍了航空市场一体化。这也是未来要突破的另一大障碍。”郭万达表示。

三方产业

除了要素流通的障碍，粤港澳三方产业也各自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广东制造业所从事的活动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记者，未来的转型方向是朝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前端是技术研发环节，后端是市场拓展环节。

“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产业只有两头。”郭万达指出，一头是金融业，如外汇、股票市场等，属于高增值低就业型的行业；另一头是低增值高就业的产业，如物流、旅游、商贸等。香港缺乏科技、研发、制造等中间产业。“比如，一个香港理工科学生毕业后，既搞不了金融，也不愿意搞旅游或商业，容易造成就业困难。”

当年香港把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研发设计环节却没有跟上。当前广东省的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建议产业链要在周边转移，同时要打破阻隔，不要让产业链中断。“如果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国，虽然社会成本降低了，但当地的产业配套并不完善。”郭万达举例，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并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因为深圳之前有不少山寨手机配套的原材料企业做产业支撑。因而，在深圳、东莞、惠州的产业配套非常好，所以才集聚了无人机产业。

“未来香港的金融服务应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中起很大作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指出，企业金融、贸易金融和个人金融都是香港金融业的优势，广东自贸试验区都在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建议它们与香港的金融服务融合发展，自贸试验区并不是新冒出的竞争者。

澳门，被很多人戏称是“闷声赚大钱”的“智者”。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澳门的产业机构较为单一，博彩业一家独大，澳门面临着产业适度多元化的问题。申明浩告诉《经济》记者，正是由于港澳的产业空间狭窄。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网络、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没有出现类似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科技型企业，港澳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变化。

“澳门要赶上粤港澳大湾区这列快车，用科技驱动澳门经济的发展。”澳门建和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邝广伟告诉《经济》记者，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将为澳门带来更多机遇。

让小区域融入大湾区，便于人才的双向流动。一方面，通过人才流动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另一方面通过技术交流合作，把两地高端技术人才凝聚起来。“有机遇没抓住，有快车没赶上，如果思维固化，不愿改变，继续停留在老路上，才是最令人担心的事。”邝广伟坦言。